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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视点|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发布时间:2021-02-23 21:41:30 已有: 人阅读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整篇《建议》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勾勒出“十四五”乃至2035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路径和主要政策措施,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通览《建议》全文,贯穿其中的红线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这条红线,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建议》,做好各方面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议》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只有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切入,才能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格局随之消失,世界迎来了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随着苏东剧变,在经济上转向市场经济,以及中国、越南等国家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印度、巴西等国大幅削减贸易保护措施,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形成了。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把标准化、盈利水平较低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国外,从而形成了“发达工业国—新兴经济体—传统发展中国家”的梯度国际分工格局。

  “次贷危机”以后,上述分工格局逐渐发生了改变。“次贷危机”爆发于美国,很快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迟迟难以走出泥潭;而中国却与时俱进地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的措施,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发展态势的此消彼长,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从1990年到201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80%下降到65.5% (按现值美元计算),其中美国所占比重从25.4%下降到22.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34.5%,中国经济更是在同期增长了6.33倍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9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59.8%,而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9.2%上升到16.3%。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既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刻影响:

  首先,中国经济的崛起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调整压力。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带来了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使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企业)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也使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面临激烈竞争,甚至会出现部分产业衰落乃至消亡的现象。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调整和改变的巨大压力。

  其次,中国经济的崛起招致美国的猜忌和防范。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返亚太”,搅局南海;还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发动贸易战、“科技脱钩”,都是上述的反映。

  再次,中国经济的崛起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就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接续中国,成为新“新兴经济体”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而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也为相关国家承接中国投资、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各主要国家都在加快调整战略,以谋求对本国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党人孜孜追求的发展目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主席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就不能达到目的。”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先从四个部门的现代化转为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后来又陆续把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进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骤上,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同志“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上升为全党意志,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步走”战略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报告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 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还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归纳了在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从而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政策框架。

  “十四五”时期就恰恰处在“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起点上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正是在上述两个“大局”交汇的关键时刻,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建议》。《建议》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明确了“十四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并分别就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等做出系统部署,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行动指南。

  《建议》把“坚持新发展理念”列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表面上看,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提出来的;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有我国工业化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作为理论依据。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甚至出现了劳动力总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局面。要想在“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的背景下维持经济较快增长,就必须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在多年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厂房、机器设备供应相对充裕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转变生产方式,通过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产业竞争力。

  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旺盛的发展阶段。钢铁、建材、化工、能源等行业快速发展,导致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采掘和加工使用,相应地也带来了工业废弃物排放大量增加和环境污染加剧;但从国际经验看,当工业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物排放又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由高趋低、环境质量也逐渐得到改善。导致上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的原因,既有居民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增加而升级、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有政府监管日趋严格,企业违法成本上升;还有企业生产技术进步,污染物排放减少。而我国恰恰在2010 年前后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的更替使一度火爆的“两高一资”产业成为增长乏力的“传统产业”(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业,具体如采矿业、冶金、建材、能源等);与此同时,伴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对环境议题也越来越敏感。围绕大气质量(PM2.5)的广泛讨论,使居民对环境污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显著提高。至此,推动绿色发展的时机基本成熟。

  工业化发展中后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多发的转型关键期。许多国家就是因为社会矛盾突出(城乡差距、劳资矛盾)而又缺乏有效的纾解、调节机制,在经济金融危机、政策失误乃至偶然性事件的冲击下,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出现,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采取积极措施,主动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还有资本密集、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特征。这一方面带来了资本相对于劳动者的强势地位,拉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带来社会生产能力的极大扩张,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当年,先行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大都是通过资本输出、掠夺海外殖民地来缓解上述矛盾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海外掠夺的老路,只能眼光向内,把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内需作为主要的应对措施。因此,积极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既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的现实需要。

  借助贸易、资本、人员往来的纽带,当今世界已发展成为“地球村”。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秉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加快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国人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更好地实现发展,就必须秉持开放理念,推动开放式发展。

  2010年前后,恰恰是中国整体跨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跨越4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格局加快演化,对外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直面社会矛盾,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等问题开展了大量探索(如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加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等)。正是在上述探索成就的基础上,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6年1月29日,总在中央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创新发展方面,重大科技专项陆续结出硕果。不久前,嫦娥五号探月器在月球表面着陆,采样两公斤,成功按计划返回地面;“奋斗者”号深海探测器深潜10909米,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北斗系统完成全面组网,具备了向用户提供全天时、全天候、高精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能力;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九章”,相较传统计算机实现了量子超越,“九章”200秒的工作量,需要目前计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富岳”计算6亿年,其计算速度是“富岳”的1百万亿倍,远远超过谷歌公司去年推出的量子计算机“悬铃木”。此外,歼—20隐形战机、东风17导弹的研制成功也极大地提振了国民信心。在科技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国家还实施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在协调发展方面,国家一方面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同时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成渝经济区发展,以充分发挥地区竞争优势;在协调城乡发展方面,国家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群与城市圈发展,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协调信息化与工业化发展方面,国家先后推出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支持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在协调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同时加强金融调控、切实防范风险,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则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公共服务,积极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等等。

  在绿色发展方面,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大气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先后启动水污染、土壤污染专项治理行动,启动长江全面禁渔十年行动计划;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加强对“三江源”等重要生态地区的保护;实行省以下环境监测执法垂直管理,加强环保执法力度;把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的内容纳入乡村振兴规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等等。

  在开放发展方面,自贸区建设不断发力。到目前,全国已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其覆盖范围也从原来的港口贸易区、贸易加工区拓展到特色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海南更是全岛开放,着眼于“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目标探索在全岛范围内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大幅开放市场,特别是在金融、制造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在最新版本的负面清单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被缩减到33 项,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则被压缩到30项。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个别国家频频“退群”“退圈”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RCEP谈判,并推动RCEP落地。中欧自由投资协定也在加紧进行,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

  在共享发展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精准扶贫。总在就“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时,曾算过扶贫攻坚的细账,充分显示了全面完成扶贫攻坚历史任务的信心和底气。“十三五”期间,全国上下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通过产业扶贫、转移就业、易地搬迁乃至社保兜底等方式,实现了贫困县摘帽、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消除集中连片贫困区的任务。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突破100万亿元。在疫情肆虐的困难条件下,中国经济仍有望实现2%以上的增长,成为20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截至2019年底,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攀升到53.9%;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制造业竞争力显著提升;粮食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基础;污染防治力度加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对外开放持续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等等。

  在继承“十三五”时期我国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建议》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建议》明确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通读《建议》,新发展理念体现在《建议》的方方面面:

  在推进创新发展方面,《建议》在第三章明确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根据上述要求,《建议》围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了系统部署。

  在推进协调发展方面,《建议》至少有四个章节涉及均衡发展议题。在第七章“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建议》围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了部署;在第八章“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中,《建议》围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了部署;在第九章“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建议》围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作了部署;在第十四章“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中,《建议》围绕加强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经济安全作了部署。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建议》在第十章明确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根据上述要求,《建议》围绕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作了全面部署。

  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建议》在第十一章明确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根据上述要求,《建议》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三方面作了部署。

  在推动共享发展方面,《建议》在第十二章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根据上述要求,《建议》从六个方面作了部署,具体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在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部分国家对华防范意识显著提高的背景下,无论我们的合作意愿多么真诚,某种程度的“脱钩” 也在所难免。随着部分国家陆续出台措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对华科技交流、限制购买国内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那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产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便陡然上升,部分产业甚至会因为关键零部件和加工设备断供而陷入困难境地。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便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要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局面,有两种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如:国家明确重点产业攻关领域,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能, 在相关权限内(如税收、政府采购、研发、政府基金投资、企业上市、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采购、产品出口等)分别出台相应的扶持措施;而各级地方政府则在建设用地供应、资本金投入、人才引进、供应、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最大便利,从而形成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这样做,可以塑造加快相关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资本的行为是逐利的,当超强度的政策激励与资本对短期利润(乃至投机利润)的追求相遇时,双方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很有可能导致出现“投资过度”现象,在一阵“大轰大嗡”的喧哗之后,投资泡沫破灭,留下大量“烂尾工程”, 给全社会带来巨额财富损失。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刺激,芯片热持续升温。目前,在大量企业跑步加入芯片投资行列的同时,已经有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其投资规模甚至高达二三百亿元人民币)陷入烂尾。对上述风险,我们不可不察。

  不仅如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已成为博弈棋局中的重要参与方。中国的主要应对措施都会引来相关各方的密切关注并引发后续反应。这样,容易引发一些分歧,从而在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树立起一道隔离之墙。这对于我们贯彻开放发展的理念,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自己是不利的。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到科技自立自强上。应当看到,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以及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在强调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同时,都不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都不排斥政府在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采取干预措施;各发达国家在促进教育、科技、研发发展方面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对中国来说,立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弥补科技研发短板来解决国外技术“卡脖子”的制约,采用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通行做法,不会招致相关国家公开的反对,因而有利于缓和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为稳定发展国际经济循环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科技自立自强是衔接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应对“脱钩”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着眼点放到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上。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国际经济循环,为国内大循环创造良好条件。

  《建议》明确提出:要“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要充分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就必须加快消费需求升级的步伐,必须深入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第五章“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建议》从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的角度对此作了回应。促进消费的措施主要有: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等。而拓展投资空间的措施则主要有: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领域短板;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建设,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而要充分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则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引领消费、创造消费、发掘消费增长的潜力。在第四章“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中,《建议》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等几个方面作了系统部署。

  经济要高效地运转起来,需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为此《建议》明确提出:要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要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而围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建议》更进一步提出:要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要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要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

  无论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还是消除经济循环的堵点,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消除深层次矛盾和障碍。《建议》着眼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用整章篇幅(第七章)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建议》提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要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方面,《建议》提出:要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要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要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要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建议》则明确提出: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要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要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提高决策科学化、化、法治化水平;要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深化政务公开;等等。

  总曾经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随着《建议》的审议通过,我国未来十五年发展的方向已明、目标已定、道路(措施)也已规划好。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建议》所列的各项重大举措落实好、贯彻好,确保“十四五” 规划目标乃至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第十五章中,《建议》从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等几个方面作了部署。可以预料,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议》规划的各项发展目标一定能够按期实现。

  《中国智库》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具有杂志特点和思想库色彩的智库论丛。旨在让决策者更多地了解民间声音,让决策内容和过程更多地为民众理解和认可,在政府与理论界和民众之间搭建桥梁。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具有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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